1985年，深圳不惜重金从日本三菱引进了两台焚烧炉，这些设备抵达中国后却遭遇了故障，无法正常运作。日本设计的焚烧炉在中国无法有效处理垃圾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经过39年的发展，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已超越美国、日本和欧盟的总和。这一转变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？

　　在1985年11月，深圳清水河地区，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式开始建设。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内地首个现代化的垃圾发电项目。该厂引进了日本三菱重工的全套设备，包括两台马丁式炉排炉，其日处理垃圾的能力达到300吨。

　　那时的人们满怀信心，认为引进的是日本先进的技术，世界一流，哪里还有什么疑虑？

　　到了1988年6月，电厂开始试运行，炉子点燃后，垃圾却无法顺利燃烧。勉强燃烧起来，温度却难以提升。温度一旦上升，炉渣又频繁堵塞。

　　在东京，日本工程师面对了一个难题：他们的炉子运行得非常顺畅，但在深圳却遇到了问题。这其中的原因在于，中国的垃圾与日本的垃圾有着本质的不同。

　　日本的垃圾分类非常严格，进入炉子的主要是干燥的可燃物，这些物质热值高，易于燃烧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垃圾则包含了大量的蔬菜叶、剩饭剩菜、瓜皮果壳等，其中厨余垃圾占据了很大比例。这些垃圾含水量高，热值低，在行业内被称为“湿垃圾”。

　　三菱的马丁炉在设计时是以日本垃圾的热值标准为依据的，而中国的垃圾热值无法满足这一标准，导致炉子在“水土不服”的情况下运行。清水河项目因此遭遇了重重困难，试生产不顺利，正式投产后的问题也接连不断。在此之后近十年的时间内，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几乎停滞不前。

　　在我国，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的工程师们在实际工作中留意到一个现象：垃圾在垃圾池中堆积大约一周后，会出现一些变化。

　　在发酵过程中，大量水分被排出。原本湿润的垃圾变得较为干燥，进入炉内的热值显著提升，燃烧过程也变得更加稳定。

　　这一发现，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并未提及，德国的手册中也没有记载。这是因为他们的垃圾本身就较为干燥，无需进行这一步骤。

　　这实际上是依据我国国情，我国工程师们自主探索出的一种简便方法。称其为“土办法”，是因为其原理简单；称之为“不土”，则是因为它成功解决了重大问题。

　　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徐海云在后来前往印度、东南亚进行交流时，当地的专家普遍对垃圾焚烧持怀疑态度。他们认为我国的垃圾热值较低，难以燃烧。

　　徐海云回应道：“你们来中国看看，我们的垃圾成分与你们相似，但我们同样能够成功进行焚烧。”

　　借助这一突破点，国内企业纷纷开始动用智慧。既然进口设备无法适应我国垃圾处理需求，那么就自主研发。

　　浙江伟明环保的做法颇具示范意义，他们邀请了深圳清水河项目的总工程师卢巨流。卢工对三菱马丁炉的优劣了如指掌，清楚问题所在。

　　伟明环保在马丁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创新，最终形成了独有的炉排炉技术。成功承接第一笔订单后，企业迅速发展壮大。

　　光大环境则走得更远。他们综合了国内外各类焚烧炉的优点，结合数百个项目的运营经验，研发出了顺推往复式炉排炉。这套设备不仅在国内广泛应用，还出口至东南亚、南亚，累计投入运行超过520套。

　　到了2020年，我国首台1000吨级垃圾焚烧炉正式投入使用。这种被称为“千吨巨炉”的设备，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。

　　在中国，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经历了从引进国外设备“水土不服”到自主研发技术位居全球前列的蜕变。我们的建设周期较发达国家缩短了一半，建设投资也仅为三分之一。

　　深圳盐田的垃圾发电厂却有一处令人意想不到的角落——“离垃圾池最近的咖啡厅”。

　　没错，这家咖啡厅竟然位于厂区内，透过窗户便能直接目睹垃圾处理的全过程。在这里，您可以悠闲地品尝咖啡，同时目睹巨大的机械臂轻松抓起数吨重的垃圾，并将其投入焚烧炉中。

　　他们把垃圾发电厂打造成开放式，无围墙，烟气排放数据全天候实时对外公开，任何人都能查阅。厂区绿化如同公园，还增设了科普教育馆。

　　这被称为“去工业化设计”，将传统印象中污秽杂乱的垃圾厂，转变为热门的打卡地。

　　深圳宝安能源生态园，烟气排放指标全面超越欧盟标准。吨垃圾发电量全国最高，厂用电率全国最低，更创造了431天连续安全运行的世界纪录。

　　位于上海的旧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，其规模尤为宏大。拥有12条国际领先的焚烧线吨，负责处理上海市约三分之二的生活垃圾。

　　步入老港基地，现代化的建筑群与郁郁葱葱的绿树草坪相映成趣，海风习习。这里每日需要处理近万吨的垃圾，让人难以置信。

　　在此项目之前，国内多地出现了反对垃圾焚烧的声音。公众担忧污染和健康问题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　　九峰项目的做法是全面公开信息，让公众一目了然。建设过程透明，运营数据公开，并定期举办开放日活动。

　　从“邻避”到“邻利”的转变，并非依靠口号，而是凭借实际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。

　　位于深圳龙岗的能源生态园，具备日处理生活垃圾5000吨的能力，堪称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超大型垃圾处理设施。其排放标准甚至超过了欧盟标准，且园区对外敞开大门供人参观。

　　过去常言“垃圾围城”，而今深圳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率先实现了生活垃圾的全面焚烧处理。

　　截至目前，我国垃圾焚烧企业数量已超过1000家，日处理能力已超过110万吨。按照十四五规划设定的目标，我们提前两年便实现了这一目标。

　　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源头垃圾量，导致许多焚烧厂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。例如，一些设计年处理量为18万吨的工厂，实际处理量仅为13万吨，产能利用率不足三成。

　　进入2024年，“垃圾焚烧国际输出”成为行业焦点，主要订单集中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，尤其集中在东南亚和中亚地区。

　　首先，垃圾构成相似。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垃圾处理情况与中国类似，厨余垃圾多、含水量高、热值低。欧美及日本的技术方案在东南亚难以适应，而中国技术在国内已得到验证，可直接应用无需额外调试。

　　其次，市场需求巨大。越南、印尼、泰国等国家垃圾焚烧处理率普遍低于10%，大量垃圾仍处于填埋或露天堆放状态。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，土地资源紧张，填埋场已无法满足需求。

　　再者，政策支持力度大。这些国家陆续推出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政策，包括垃圾处理费补贴和上网电价支持，投资回报率远超国内水平。

　　例如，中国天楹在越南河内承建的项目，日处理能力达到4000吨，已于2023年投入使用。光大环境在越南成功中标多个项目，康恒环境海外中标项目总规模接近10000吨。

　　2025年伊始，伊拉克宣布将首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授予康恒环境，这标志着伊拉克的首个此类项目，同时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示范性工程。

　　在中亚地区，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更是从无到有。仅乌兹别克斯坦一国，便吸引了四家中国企业的项目。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市也正在建设垃圾焚烧厂。这些地区此前并未拥有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施，如今却直接实现了焚烧发电的升级。

　　截至2025年前五个月，中国企业在海外成功承揽了16个垃圾焚烧项目，总设计处理能力超过每日3万吨。

　　回想当年，那台在深圳故障的日本焚烧炉，恐怕难以预见到如今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繁荣景象。

　　在瑞士，一个出人意料的统计数字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早在2004年，这个国家就已经实现了原生垃圾的零填埋，并且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极为精细。按照常理推断，经过源头分类回收的金属数量应当相当可观。

　　事实却并非如此。瑞士通过家庭分类收集回收的金属，仅占总回收量的四分之一左右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从垃圾焚烧厂的炉渣中回收的金属，却超过了总回收量的四分之三。

　　这表明，通过焚烧回收的金属数量甚至超过了源头分类回收的金属。瑞士的这一现象，无疑为我们揭示了循环经济的巨大潜力。

　　源头对金属进行分类回收，成本相当高昂。例如，铁质金属的回收成本为每吨100瑞士法郎，而铝罐的回收成本则高达每吨1500瑞士法郎。相比之下，从焚烧炉渣中提取金属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　　这种逻辑颠覆了人们的常识。我们常常认为分类越细越好，而焚烧则被视为一种简单的“一烧了之”的方法。然而，实际上在某些环节，焚烧的资源回收效率更高。

　　炉渣可以加工成建筑材料，用于道路和建筑行业。从中提取的金属又可带来额外收入。许多垃圾焚烧厂，炉渣利用已成为重要的盈利途径。

　　垃圾焚烧会产生飞灰，其中含有重金属和二噁英，属于危险废物，必须得到安全处理。我国每年产生的飞灰超过1000万吨，且呈逐年增长趋势。

　　当前，固化和填埋是处理垃圾的主流方法，但这些方法成本高昂，且占用大量土地资源。我国正在积极研发飞灰资源化利用技术，宁波等地已开始进行试点。

　　从垃圾转化为电能，从炉渣变为建筑材料，再到飞灰转化为资源，这是一条完整的循环经济链条。

　　四十年前，我国尚无一座像样的垃圾焚烧厂。而如今，中国的解决方案正被全球所采纳。